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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是怎样误读了韩信的“无行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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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2-6-23 15:33:0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【读史札记】韩信怎么“无行”的?
读书三味

  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开篇云:“(韩信)始为布衣时,贫无行”。《汉书·韩信传》亦云:“(韩信)家贫无行”。这其中的“无行”,一些名家的注释、译文都认为是:韩信没有好品行。我最初也是这么理解的。因此,初读韩信,我一直以为他曾经是一个品行很糟的穷小子。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阅读的深入,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。

  “行”,当然可以指“品行、德行”,但也可以指“行为、行状”。也就是说,“无行”可以理解为品行很差、德行欠缺,但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乖张、行状特异,不符合世俗观念,有悖于规范常理。品读韩信“怒绝亭长、漂母饭信、受辱胯下、择地葬母”这四件事儿,韩信的“无行”,显然指的是韩信的行为、行状,也就是他的特立独行,以此凸显韩信的胸襟和抱负。

  这四件事儿的记述,《史记》的文字远比《汉书》的传神,在司马迁的笔下,韩信穷的很磊落、穷的很志气、穷的很坦然、穷的很理性;他非但不是一个品行很糟的穷小子,相反,他人穷志不短,是一个精神世界很丰富的有志青年。

  先看第一件事儿:怒绝亭长。这件事儿,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是这么记述的:

  (信)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,数月,亭长妻患之,乃晨炊蓐食。食时信往,不为具食。信亦知其意,怒,竟绝去。

  《汉书·韩信传》是这么记述的:

  信从下乡南昌亭长寄食,亭长妻苦之,乃晨炊蓐食。食时信往,不为具食。信亦知其意,自绝去。

  韩信到亭长家蹭饭吃,去了多少次、蹭了多长时间,《史记》交代的很清楚:一共去了“数”次,前后“数”月。这很值得玩味。在数月内去蹭了数顿饭,往多了说,一个月也就是一次,亭长的老婆就感到厌烦了,这分明是狗眼看人低,难怪韩信发“怒”,并毅然和他们断绝了关系;难怪后来韩信衣锦还乡时,赐给这个亭长百钱,以示羞辱。一个“数”字,叫人想象亭长的市侩,生厌恶情;一个“怒”字,叫人想见韩信的傲骨,起赞佩心。像韩信这样,处贫困而不向小人低头,宁受饿而不吃嗟来之食,品行不好的人能做得到吗?我以为很难做得到。

  但《汉书》的记述,却笼统的很,没有具体交代韩信去亭长家吃饭的次数、时间,很容易叫人以为韩信的这种蹭饭,是经常的,很没脸没皮,以至于引起了人家的厌烦,特别是韩信的离去,无声无息地,很叫人怀疑韩信是含羞而去,不好意思再回来了。无疑地,要按照《汉书》的这段文字品读韩信,他的品行似乎真的有问题了,起码不值得人同情。

  再看第二件事儿:漂母饭信。这件事儿,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是这么记述的:

  信钓於城下,诸母漂,有一母见信饥,饭信,竟漂数十日。信喜,谓漂母曰:“吾必有以重报母。”母怒曰:“大丈夫不能自食,吾哀王孙而进食,岂望报乎!”

  《汉书·韩信传》是这么记述的:

  (信)至城下钓,有一漂母哀之,饭信,竟漂数十日。信谓漂母曰:“吾必重报母。”母怒曰:“大丈夫不能自食,吾哀王孙而进食,岂望报乎!”

  人人都可能有善心,但未必人人都能行义举。在太史公的笔下,河边的漂母显然不是一个,而是有很多,但可怜韩信、给韩信饭吃的却没有第二个。这是“这一个”漂母的独特处和可贵处。但在《汉书》里,“诸母漂”三字的删略,使“这一个”漂母的出现没有了比照性,因而,漂母的“饭信之举”便具有了偶然因素,缺少了“这一个”漂母在比照中所呈现的独特和可贵。

  不仅如此,《汉书》还删略了“信喜”两个字,也不是很高明。按我的理解,这两个字同样举足轻重,绝非可有可无。漂母在河边“漂数十日”,韩信也就跟着白吃了十多天的饭,这远远超过了亭长家的那几顿,但韩信的“喜”,显然不是因为这个;韩信的“喜”是因为他认为遇到了知己。所以,他要报答,而这种报答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漂母的饭,更重要的是为了漂母在自己穷困未达时所给予的那一份情怀。相反,没有了“信喜”这个过度,一如《汉书》所记述,韩信直接向漂母表达报恩之情,很容易叫人产生这样的怀疑:吃了几顿饭而言重报,如此的言过其辞,如此的小题大作,韩信不会是个大忽悠吧?

  再看第三件事儿:受辱胯下。这件事儿,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是这么记述的:

 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,曰:“若虽长大,好带刀剑,中情怯耳。”众辱之曰:“信能死,刺我;不能死,出我袴下。”於是信孰视之,俯出袴下,蒲伏。一市人皆笑信,以为怯。

  《汉书·韩信传》是这么记述的:

  淮阴少年又侮信曰:“虽长大,好带刀剑,怯耳。”众辱信曰:“能死,刺我;不能,出胯下。”于是信孰视,俯出跨下。一市皆笑信,以为怯。

  这两段文字有一处很微妙的区别:在记述了韩信“俯出胯下”这一行为后,《史记》紧接着又记述了韩信的又一个行为:“蒲伏”。但这个“蒲伏”的行为,到《汉书》里又被删略了。那么,有“蒲伏”和无“蒲伏”有什么微妙的区别呢?我以为主要的区别在于,因为“蒲伏”之举,使韩信的隐忍而不是胆怯的形象变得更生动、更饱满。

  顾名思义,“蒲伏”就是伏地而行。韩信已经从恶少的裤裆里钻过来了,还在伏地而行,说明了什么呢?说明了韩信很从容,他绝不是迫于淫威而钻的裤裆,而是把钻裤裆作为生命历程中的一次磨砺、一场游戏,从而主动去面对,以此砥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情。唐诗人韩偓有诗云:“暂时胯下何须耻,自有苍苍鉴赤诚。”虽然借韩信的“酒杯”,浇自己的块垒,但把这句诗送给韩信,同样很适合。

  再看第四件事儿:择地葬母。这件事儿,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是司马迁以“太史公曰”的口吻叙述的:

  吾如淮阴,淮阴人为余言,韩信虽为布衣时,其志与众异。其母死,贫无以葬,然乃行营高敞地,令其旁可置万家。余视其母冢,良然。假令韩信学道谦让,不伐己功,不矜其能,则庶几哉,於汉家勋可以比周、召、太公之徒,後世血食矣。不务出此,而天下已集,乃谋畔逆,夷灭宗族,不亦宜乎!

  《汉书·韩信传》是这么记述的:

  其母死无以葬,乃行营高燥地,令傍可置万家者。

  一个贫穷的青年,连安葬母亲的钱都拿不出,却偏偏还要选择一个又高又宽敞的坟地,坟地的四周还要能安置下一万家,韩信志向的确与众不同。这样的“行”,实在是“无行”,可谓前无古人。经济上的侏儒,精神上的巨人——在这一点上,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对韩信的记述是一致的。

  但叫人费解的是,司马迁为什么没有像《汉书》那样,把韩信“择地葬母”的行为列入正文呢?我的理解,司马迁是以委婉而深沉的笔触表达他的感慨:人,固然当志存高远,但更须脚踏实地,走好人生的每一步,否则,只能像韩信这样,有始无终,遗恨千古。这样的感慨,以《汉书》那样客观直叙的笔触,是无法表达的。显然,对于韩信,司马迁既有怜惜又有批评:他怜惜的,是韩信的“无行”;批评的,也是韩信的无行,当然,这个无行是韩信变化了的“无行”、是真的无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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